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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成本分析_高思琪

  一、腐败及其腐败成本

  腐败是腐败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来非法或者不当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滋生的一种损公肥私滥用职权消极颓废的堕落现象。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而利益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构成腐败的内涵通常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腐败的主体,即与公共权力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二是腐败的行为,即以权力被滥用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三是腐败的客体,即受到损害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要素,构成了腐败的本质内涵。

  只要有腐败就会产生腐败成本,腐败和腐败成本是共生关系。所谓腐败成本,是指腐败主体为腐败行为及其产生后果所付出的有形代价(金钱,行政官职等)和无形代价(精神压力,心理负担等)的总和。可以把腐败成本分为腐败主体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受罚成本。一旦腐败产生,腐败成本将是这三种成本中的二者或三者的总和,而不是以单一的成本形式存在。总之,腐败成本是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受罚成本的三者统一体。

  腐败既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问题。就我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而言,尽管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和一些干部中仍然比较突出。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一直为学术界和政府官员所关注。本文试图从腐败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腐败行为的成本分类和分析,构建一种新的腐败治理模式。

  

  二、腐败行为主体的成本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日益尖锐,但腐败的成本以及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增加,腐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个角落泛滥,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治理整顿土地市场以来,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68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9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权力腐败成本低廉的客观事实。腐败成本低廉助长了一些人在腐败方面大行其道的兴趣和意志。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腐败主体的心理一方面表现在信仰的弱化,价值观的蜕变,道德的沦丧使一些人在心理上轻而易举地“叛离”社会道德,盲目追求私利;另一方面表现在腐败风气盛行之下,一些人对腐败行为失去公正的评价,从而放纵腐败行为的发生。

  目前我国对腐败的处罚力度还是偏轻,如财产罚没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产生政治损失经济补的心理;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也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一些大案要案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使腐败者的名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

  在市场经济不完善和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腐败主体的腐败行为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追求效用的最大化。[1]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一切能够带来负效用的因素,都进入其行为的成本函数(即腐败成本是为获得收益而付出的代价)。首先,腐败主体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腐败行为倾向,在这些腐败活动过程中都会产生成本,主要表现为腐败主体的时间脑力体力的消耗(人力成本)对实物形态的各种资源的消耗(物力成本)以及对货币财富的消耗(财力成本),这些成本可以统称为物质成本,也即腐败主体的直接成本。其次,腐败主体由于腐败行为而给腐败者本人带来未来生活上的各种损失,这些损失使得腐败者无法得到一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机会,这些成本可以统称为腐败主体的机会成本。最后,腐败者因腐败行为曝光而被绳之以法,往往要承担法律制裁舆论监督和良心谴责等方面成本,即受罚成本。

  腐败现象的广泛和严重与防腐工作的艰难和曲折,一直是一对等比上升的共生关系。腐败现象到了广泛而严重的时候,查处起来当然就艰难而曲折,这是不言而喻的规律。但这也只是事情第一层面,更深的一层原因是,越是腐败盛行的地方,腐败行为的成本越低,而相应地,反腐的成本便越大,没有例外。

  腐败之所以是一种高收益低成本的投机,就在于它的低投入高产出和低风险系数。所谓“腐败收益”是指腐败行为人通过权钱交易谋取的私利,也可以说是“腐败成本”投入之后的“产出”除去成本之后,腐败行为人所得到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绝非仅指经济上的利益,还包括对财物占有欲望的满足,这一效用即感官上的愉悦和精神享受也是腐败犯罪预期收益的重要内容。当腐败行为人经过分析发现有利可图时,便会决定实施腐败行为,且其实施的坚决程度,也取决于这种“收益”的大小,预期收益越大,腐败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的态度越坚决。

反之,预期收益很小甚至没有,腐败行为人就会觉得投入成本“不值得”,因而放弃实施腐败行为。腐败成本是指腐败主体所付出的代价。代价越高,腐败者的顾忌越多,腐败的行为就会越少;代价越低,腐败者的机会就越多,反腐败的难度就越大。如果提高腐败主体进行腐败行为的投入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制止腐败行为,从而节约社会资源,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腐败成本进行具体的研究

  如果按照数学方式表达,则有:

  c=c1+c2+c3

  公式中c—腐败成本,c1—直接成本,c2—机会成本,c3—受罚成本

  通过对腐败主体三类腐败成本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其数学表达式,可以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

  c=f(x)

=f1(人力,物力,财力)+f2(晋升机会,职务报酬,良好的社会家庭人际关系)+f3(腐败败露的概率,腐败次数,受罚程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主体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越少,所支付的个人财力越少,腐败活动越容易即直接成本越小,腐败成本就越小,腐败产生的可能就越大。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受罚成本的预期上,即不同意识形态资本的主体对腐败败露的概率和受罚程度的主观判断不同。拥有意识形态资本越多的人,越是风险厌恶者,腐败主体的预期受罚成本越高;拥有意识形态资本越少的人,越是风险偏好者,腐败主体的受罚成本预期越低。

很显然,面对相同的机会和利益,拥有意识形态资本越多的人可能会感到得不偿失而放弃腐败活动,而风险偏好者因认为腐败成本较低,将直接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预期的受罚成本直接体现和反映了现实的受罚成本。腐败行为具有不合法性和社会对腐败的道德谴责,为了避免法律和道德的惩罚,腐败主体必需隐蔽其腐败行为。正因为如此,加大腐败隐蔽性和公开场合信誓旦旦的“作秀”便成了降低腐败成本的常见表现。

  腐败主体究竟因何敢于腐败“乐”于腐败?腐败主体敢于藐视公权力,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能得心应手地玩弄制度中的缺陷;二是行为本身所带来的后果并不足以令他们心惊胆战。对前者,因为我们现行制度中的众多漏洞实在太容易被发现被利用,有些制度缺陷简直可以说是为腐败“提供的便利”;对后者,传统的官官相护观念还有滋生蔓延之势,使腐败者能够轻而易举地逃脱法律制裁,腐败利益共同体保护了腐败主体。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心理怂恿下,腐败主体权衡利弊的结果是低成本成了他们选择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谁撞上枪口谁倒霉”的侥幸心理加之较低的风险成本使腐败主体会产生“不捞白不捞”的心理,许多腐败由此而产生。

  再从广义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腐败成本。腐败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腐败行为取决于腐败成本和腐败收益,腐败主体对此有着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之所以敢于违法乱纪,并不是不懂法纪,而是因为腐败者预期腐败的收益将大于腐败的成本,是低成本高效益行为。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进行过定量的“腐败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评估”:腐败行为发生后,被发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被发现,能不能通过关系或其它手段逃避惩罚?如果被惩罚,将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可行性分析的结果决定着最终腐败行为的选择。如果

“腐败成本”很低,预期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者就很可能选择腐败。

  腐败现象当前仍然突出,与腐败行为的低成本高效益密切相关;腐败成本越低,腐败门槛越低,腐败就越猖狂。世界银行的有关专家曾概括了腐败屡禁不止的几个方面的根源:“一是当公共部门官员拥有巨大的决策权,仅有微弱的责任心时,从事腐败活动的激励因素就应运而生。二是政策环境,即处于等级制度的低层次给予高层次提供的各种机会。三是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也会影响到腐败的程度。四是如果腐败行为被揭露和绳之以法产生的后果小于从腐败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腐败也会泛滥。”[2]其实质就是腐败成本低廉而收益甚丰,致使一些人为高额收益而前腐后继,走上腐败的不归之路。

  

  三、提高腐败成本,加强腐败治理

  遏制腐败的基本方法之一就在于提高腐败成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强调,“治标和治本,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只有抓紧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有效抑制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才能为治本创造前提条件;只有抓好治本,从源头上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3]所以,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提高腐败成本。

  (一) 提高腐败主体的直接成本

  腐败的直接成本,即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直接由腐败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包括付出的物质方面和心理负担方面的代价。腐败直接成本几乎是一个常量,又微不足道,且由腐败分子自己控制,是不能由司法和纪检监察机关“提高”的,所以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来提高腐败的直接成本。

  长期以来,在腐败的惩治方面,“重打击,轻预防”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事实上,惩治腐败的手段不仅仅在于惩治腐败者,在更多情况下,还应该教育淳化引导社会成员,预防违法腐败的发生。西方有法谚云:预防胜于治疗。从一定意义上说,预防比起惩治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对于肃贪倡廉而言尤为如此。报刊电台电视广告牌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较之其他宣传手段具有信息传播快涉及范围广的特点,充分利用这些传媒大做反腐广告,加大反腐宣传力度,使腐败分子背上重重的心理负担,是反腐败的一种理性选择。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称,“公务员腐败的精神成本有两种,一是可能被发现的心理负担,二是被发现或被惩罚后的臭名远扬身败名裂。”

[4]因而提高腐败的精神成本,最重要的措施是将行贿者和受贿者信息公开化,对腐败者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腐败者个人名誉受损,从而为其腐败行为支付高昂的“精神代价”。加大腐败曝光力度,加重心理负担和“精神代价”的付出,就是提高腐败的直接成本的过程,是提高腐败总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使腐败者对腐败行动望而却步。

  (二) 提高腐败主体的机会成本

  世界各国在反腐败实践中,普遍认为有益于遏制腐败的另一项措施,就是提高公职人员待遇,使公职人员的收入能处于社会的高收入阶层,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机关公权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防止庸人充斥这些机关和部门;另一方面,可以使公职人员十分珍惜自己的岗位,不愿冒着失去较好待遇的风险去从事腐败活动,从而间接地提高了腐败的机会成本,减少了公职人员腐败的动机。[5]“仓廪食而知礼节。”如果公职人员收入太低,有些地方甚至连维持生计都困难,就会导致公职人员要么出走,要么想方设法谋取其他一些收益,以补窘迫家境,这就必然会引发许多腐败行为。比如,乌干达是目前世界上贪污最严重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职人员的工薪太低,使得腐败主体没有良好的机会成本意识。除此之外,提供较多的晋升机会提高公务员社会认可度,也是提高腐败者机会成本的途径,使腐败者在这种正激励的作用下而不愿从事腐败活动。

  (三) 提高腐败主体的受罚成本

  腐败的受惩成本,即腐败行为被司法机关或被纪检监察机关查获并被判处刑罚或党纪政纪处分对腐败主体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就是要直接提高腐败者受到惩罚的“成本”。根据我国的国情,主要可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建立统一高效类似新加坡香港那样的专门的惩腐反贪机构,赋予其独立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使其有较强的独立性。这就可以改变目前我国存在的反腐败体制职能交叉,权威不够,独立性差,效率不高的状况,使之能更有效地打击腐败。这种措施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欲腐败者因感到随时可能被发现并受到惩罚,“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放弃腐败;另一方面,又能使我国反腐败机构重叠而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降低下来,从而使同样的付出获得更多的收益。

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对在法律中不利于打击腐败行为的条文要进行修改,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按照其数额大小加重其刑罚处罚力度。对法律规定明确的,则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使惩罚因人而异。[6]尤其要增加经济处罚力度,不仅要全额追缴非法所得,而且要处以沉重的罚金,对无法支付罚金者则以加重刑罚来补偿,决不能让腐败者在经济上获得好处。

对腐败者要公开审判公开披露,要努力营造反对腐败的社会氛围,尽可能缩小社会上对腐败行为同情庇护的人群,使腐败分子腐败行为真正成为过街老鼠。通过这些举措来增加腐败主体的各种代价,使其因腐败成本太高望而却步

  腐败成本是衡量惩治腐败力度的重要尺度。对腐败行为惩处力度最终表现在腐败成本的高低上。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总是用提高腐败成本来惩治腐败,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我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有“满门抄斩”这一说,虽然这有滥杀无辜的成份,但从中可以看出,贪官污吏所付出的代价是极高的。

  任何腐败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即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从发生到终止都蕴涵着经济学的某些特点和规律。通过提高腐败“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受罚成本”,加大反腐败的成本投入,发挥某些经济规律的内在调节作用,来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而达到治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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